工具行業2016年開局銷售形勢和2015年經濟運行情況回顧
1.進入2016年以后，工具行業的銷售形勢未見好轉
分會月度小樣本統計快報的數據顯示，1-4月的平均銷售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超過12%;一季度大樣本統計數據顯示，同比下降達9%。沒有止跌回穩的跡象，形勢十分嚴峻。
圖1 2005年-2015年中國刀具市場消費規模變化圖
2.2015年行業經濟運行情況回顧
工具企業反饋的銷售信息表明，從2014年第四季度開始，制造業不斷積累的產能過剩壓力迅速加大，政府穩增長的措施——也就是以往的刺激辦法，效果迅速衰減。進入2015年后，情況更趨嚴重，導致工具銷售形勢再次大幅度惡化。具體表現在：逆勢而上實現銷售增長的企業占會員企業的比重已經從2014年超過三分之二，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一(按分會季度統計數據)。2015年行業主要經濟指標是：刀具市場總消費規模下降9.6%至312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國產刀具份額196億元，同比下降11.3%;進口刀具116億元，同比下降6.5%;刀具出口76億元，同比下降2.6%(分別見圖1、圖2和圖3)。
圖2 2005年-2015年中國進口刀具消費份額變化圖
“十二五”發展回顧——我國工具企業結構性改革的成績和差距
回顧剛剛過去的“十二五”期間工具行業的發展，和前幾個五年規劃時期的持續快速發展相比，可以說是跌宕起伏、復雜多變，不確定因素大大增加。這種發展形態，深深地打上了全球金融危機對制造業持續影響的烙印——復蘇緩慢又起伏不定。對我國工具市場來講，在這種后金融危機時期的變化中，額外又增加了一個沖擊波，那就是當時政府出臺的所謂“四萬億強刺激”保增長措施，這個強刺激立竿見影地促成了我國制造業形成快速V形反彈，于2011年達到峰值。在此影響下，國內切削刀具市場規模也創下了400億元人民幣的歷史記錄，按當時匯率計算，超過60億美元，比全球制造業最強大的歐、美、日等國刀具消費規模高出50%，穩居世界第一。在當時發達國家制造業市場復蘇緩慢的背景下，我國工具市場迅速反彈，成為一個耀眼的亮點，吸引了歐、美、日跨國工具企業紛紛大幅增加在中國的投資，包括興建新的生產設施、增加銷售網點、開設技術演示中心等等，聲稱要在三、五年內實現在華銷售翻番的目標。這種新的事態發展，為今天經濟下行后，國內工具市場的劇烈競爭埋下了伏筆。現在已經很清楚，人為的強刺激，除了給國內工具市場帶來瞬間的驚喜和短暫的盛宴以外，負面影響十分嚴重。至今我國工具企業仍然在為這種強刺激形成的后遺癥付出代價。
圖3 2005年-2015年中國刀具出口規模變化圖
自2011年我國工具企業銷售規模達到峰值后，近年各季度銷售形勢變化如圖4所示(按工具分會季度統計數據繪制，為會員企業綜合銷售數據)。
從圖4中可以看出，在強刺激推動下，我國工具市場銷售收入2011年達到峰值，隨后由于經濟過熱，通脹高企，國家又轉而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市場形勢全面逆轉，出現了高達兩位數的負增長。這張圖表雖然反映的是工具行業的綜合銷售形勢，但在我國工具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構成中，切削刀具占比達85%以上，所以這張綜合圖表基本上也反映了刀具市場的變化趨勢。結合圖一和圖四可以清楚看到，兩者走勢基本一致。國內刀具市場規模從2011年達到400億元人民幣峰值以后，一直到今年，總趨勢在一路下滑，中間雖然在政府的“定向微刺激”下，在2013-2014年間出現過小幅反彈(下面將進一步說明，這個反彈還同工具企業加快結構性改革的努力密切相關)，但是，這種曇花一現式的反彈，沒有抵擋住我國經濟總需求快速下滑的巨大沖擊。值得警惕的是，這同全球制造業正在逐步復蘇的大趨勢背道而馳。
從上述現象可以看出，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靠的是市場力量，雖然緩慢但沒有大起大落。而我國則有政府的直接強力干預，出現了不同的結果。我國工具市場的形勢變化跌宕起伏帶來的深刻教訓是：政府介入過多，市場發生扭曲，雖然短期效果明顯，但后果嚴重，破壞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
圖4 2011年1季度-2016年1季度國內工具企業銷售形勢變化
從這幾年工具行業銷售形勢的發展脈絡看，除了上面提到的政府強勢干預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外,從2013年開始，也出現了一股正向推動力——那就是新一屆政府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一再重申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也不搞大起大落的宏觀調控，而是明確提出通過改革創新為發展提供新的動力。這種正確的政策導向，對全國制造企業和工具企業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是丟掉了指望政府再次出手救市的幻想，其次是一批走在發展前列的企業，認識到國家宏觀經濟發展已經進入轉型軌道，自覺加速了“調結構，促轉型”的發展步伐，2013年工具銷售開始止跌回穩，2014年又出現了可喜的小幅回升，盡管受到宏觀經濟持續下滑大背景的牽制，最終未能扭轉乾坤，實現全面反彈，但是下降幅度收窄，這個成績也是來之不易的。這兩年，傳統的低端高速鋼標準刀具銷售大幅度下滑，即使是大廠名牌產品也不能幸免，很多企業下降幅度達到30%左右，而2015年國內刀具市場整體規模下降9.6%。兩個數字的差距，說明制造業在低端刀具需求大幅下降的同時，對現代高效刀具的旺盛需求有增無減，這一減一增說明我國制造業對刀具的需求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調整。廣大工具企業應該高度重視這種需求的重大變化，必須義無反顧的在供給側做出相應的結構調整。目前看來，一批走在前列的工具企業，在“調結構、促轉型”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雖然目前還難以用精確的統計數據來描述這種進步。因為高端和低端，在某些領域很難用明確的數字來劃定“分界線”。最終的評價標準應該是用戶的使用效果，而不僅僅是制造商制定的標準高低。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通過對一些代表性行業的現場調研來評估供給側結構調整的成果。以現代汽車制造大量使用的“三高一專”高效刀具為例：在“十一五”末期調研顯示：主機廠(動力總成)的刀具國產化率在10%-15%左右，到“十二五”末期調研時發現，國產化率普遍達到25%-30%，進步是明顯的。當然，高端刀具國產化的比重，在制造業的各個子領域發展是不平衡的;在工具行業內部，各企業間調結構的步伐也表現出很大的分化現象。總體看來，目前會員企業中，在新形勢下能做到揚長避短、準確定位，走上了適合自身的轉型升級之路并取得顯著成績的，比重不足30%。大多數企業在“調結構、促轉型”方面做出了努力，取得了進展，在宏觀形勢有所緩解(如2014年國家定向微刺激發揮作用)時，很快恢復活力。但經濟下行壓力增加時，再度陷入困難，主要原因是創新和應變能力不夠。還有少數企業在觀望等待，指望政府出臺更多的刺激政策，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這部分企業，特別是其中的傳統刀具生產商，連續出現了深度下滑，情況堪憂。總的看來，工具企業轉型升級取得的成績，縱向比較進步明顯，但與我國制造業由大變強的發展需要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以后，中央通過反復探索和總結，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后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
近年來，大家有一個解不開的疑問：為什么我國宏觀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降的趨勢未能得到有效的阻止?實際上這個問題不是馬上可以找到正確答案的。這幾年，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就是要解決對經濟形勢怎么看和怎么干的問題。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不斷探索、深化認識的過程。現在已經明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大勢所趨、形勢使然。這是中央在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后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
經濟學界指出，回顧這幾年的發展走了一些彎路，主要原因就是各級政府和廣大企業沒有能夠及時認識和把握新常態的發展規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搭上了全球化的順風快車，發展得太順利了(盡管付出了資源、環境和社會的沉重代價)。今天，這條粗放式的快速發展之路走不下去了。但人們在前期的經濟發展中，意識深處形成的慣性不易改變，使得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后，在觀念上和措施上都沒有得到及時的轉變和準備。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經濟形勢也有一個通過實踐不斷深化認識的過程。他們在上任的時候，已經看到上一屆政府采用強刺激產生的后遺癥：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現象。所以針對性的提出要重啟改革，恢復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隨后，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堅定地推出了史上最全面、最完善的改革頂層設計，我國停滯了十年之久的改革重新啟動，莊嚴宣告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全國為之振奮，也贏得國際上的高度評價!對我國新一屆政府治理經濟的政策取向，英國巴克萊銀行用“李克強經濟學”把它概括為“不刺激、去杠桿和重改革”這三重解讀。這種解讀雖然并不十分準確，但反映了外界對中國經濟走上轉型升級之路充滿期待。總之，本屆政府開局良好。但隨后的運行情況表明，經濟轉型升級之路遠非坦途，充滿了矛盾、阻力甚至斗爭。原來以為，通過簡政放權、下放審批事項、對內對外擴大開放、降低一些行業的準入門檻、大力推進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等一系列組合拳，會進一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大大釋放發展潛力，從而改變過去政府包辦代替，通過貨幣放水強行刺激經濟的老套路。但幾年實踐下來，這些看似能釋放經濟活力的改革措施，遠未達到原定目標，甚至可以說收效甚微——經濟增速下滑的勢頭有增無減。
特別是最近兩年，在經濟持續下行的壓力下，政府被迫把經濟工作的側重點放在穩增長方面，以便使經濟增速保持在合理區間，防止出現硬著陸，目的是為深化改革創造必要的條件。這種設想和意愿當然很美好，但現實很殘酷。根源在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經濟發展動力出現了青黃不接的嚴峻形勢：原來以出口導向為主軸的三駕馬車的發展動力迅速衰減，而自主創新的內生動力遠未形成。迫使政府為了穩增長，重新啟用投資刺激的老套路。這幾年一路走來，政策取向從不刺激，到微刺激，到定向刺激，最后從去年末到今年初，實際上再次出現了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從發表的數據看：和“四萬億強刺激”時期相比，今年1季度4.6萬億的新增信貸與2009年1季度持平，而且新增社會融資總量達到6.5萬億，超過2009年1季度的4.7萬億。顯然這是和改革目標背道而馳，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走到今天這一步，深層次原因是政府在穩增長和促改革之間面臨兩難選擇：若改革力度太大，長期積累的矛盾會迅速引爆，經濟出現硬著陸，這個后果對中國、對全球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另一方面，假如不斷通過擴大投資來維持經濟增長，但投資的邊際效應在遞減，產能過剩、庫存增加、杠桿率提升問題在加重，積累的金融風險與日俱增，遲早也要爆發。即使不爆發危機，另一種可能的后果是，企業背負過重的債務將會發生長期的、像日本那樣持續幾年乃至幾十年的增長放緩。正是由于這種復雜的形勢，使得政府在宏觀政策取向上左右搖擺、舉棋不定。但是，另一些經濟學家不同意這種看法，指出所謂兩難選擇，僅僅是債臺高筑的地方政府和產能過剩的國有企業回避改革陣痛的借口。他們指出，今年一季度的數據表明，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國有企業，都在投資上做加法，銀行也拼命放貸，如一季度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只有5.7%，而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達到22%。在處置產能過剩的僵尸企業方面，也沒有做減法，反而期望通過擴大投資來做大分母(資產)，從而降低杠桿率。這種做法，同調結構的大方針背道而馳，十分危險!所以，解決當前我國的經濟困境，唯一的出路是堅定地重啟改革，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宏觀政策不能左顧右盼舉棋不定。。
圖5 中國債務比例接近危險水平
與上述經濟界關于調結構和穩增長孰輕孰重的爭論相比，國內外經濟界對中國金融系統一個嚴峻現實是有高度共識的：那就是中國的債務水平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見圖5)，存在分歧的是這種風險將如何收場。他們指出，中國企業債務所占比例居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首，更加不能掉以輕心。所以經濟界多數傾向性的意見是：繼續在穩增長的借口下不斷加大杠桿、無視金融風險快速積累的做法，將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嚴重的后果。必須予以高度關注。
穩增長和調結構兩難選擇的爭論，到今年五月九日，由中央“權威人士”通過人民日報發表談話的方式，做出了明確無誤的結論。而其中的核心思想，可以歸結為下面這段話：當前穩增長，雖然還得依靠投資，但要把握好“度”，最危險的，是不切實際地追求“兩全其美”。任何時候都要把抓改革、調結構放在第一位。
相信廣大業內人士一定都會認真研讀這篇“權威人士”的談話，這里就不作更多的解讀了。僅把對今后發展的大政方針至關重要的幾句談話摘錄于下，和大家分享：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往遠處看，也是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線”，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
“中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
“權威人士”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到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工作主線的高度，對我們各行各業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戰略指導意義。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升華，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過一個不斷探索、深化認識的過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全面地解決了對當前經濟“怎么看和怎么干”的問題。它將有力地指導我國經濟發展走向長治久安的正確方向。
現在再把關注點回到我們工具行業。幾年來廣大工具企業在國內工具市場跌宕起伏的變化中，也深深地體會到，面對新常態下的新挑戰，最好的應對措施是調結構，促轉型，就是說我們的實踐體會和中央提出的指導方針是完全一致的。前面已經提到，雖然一批工具企業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從全行業看，多數企業的轉型力度還遠遠不夠，需要迎頭趕上。中央領導指出，“十三五”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調結構、轉方式的“最后窗口期”。所以，廣大工具企業要進一步深刻認識、正確判斷當前形勢，牢牢抓住這個難得的發展機遇，轉變觀念，擺正心態，排除一切觀望等待的思想，義無反顧的加速轉型升級的進程。